2024年7月，中央层面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竞争。随着政策的推进，“反内卷”内涵也指向地方政府行为——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今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同时首次提出“统一政府行为尺度”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等基本要求。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释放反内卷的关键信号：治理企业无序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

　　8月1日，国家发改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回应了下半年将如何“反内卷”。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任飞表示，当前，一些行业、领域出现“内卷”、无序竞争、市场失序等问题。下一步，要努力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作用结合得更好，发挥好两者的优势。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治理和防范有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行为和做法。

　　梳理政策变化，规范政府行为已成为反内卷的一个重点方向。在“内卷式”竞争中，地方政府扮演着何种角色?

　　在王先林看来，“内卷式”竞争的原因非常复杂，地方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不当干预，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政府在“内卷式”竞争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也可能成为恶性竞争的推手。这种双重性源于政绩考核压力、财政分权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深层矛盾。

　　武汉大学副教授周围表示，地方政府也是“内卷式”竞争中重要的参与者。地方政府间的“内卷式”竞争是一种低质量、同质化的自我消耗式竞赛，无法带来实质增长。其制度根源在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官员考核模式。当国家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后，旧的激励机制与新目标发生错位，导致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盲目复制产业、竞相“逐底”，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市场失序。

　　周围提到，地方政府为争抢项目，采取了制造“政策洼地”、同质化产业布局、设置市场壁垒等典型内卷策略。中央之所以明确规范此类行为，是因为其已引发系统性风险：它不仅加剧地方债务、导致资源错配，更严重侵蚀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提到，一些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指标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推动了“内卷式”竞争。例如地方招商竞争中，以税收返还、房租减免、数据开放为筹码，诱导平台把订单量落在本地，部分城市把平台订单量纳入“数字经济”考核，客观上给予隐性补贴或数据支持，进一步放大了非理性竞争。“招商中的唯规模论、唯销售额论，也在变相鼓励平台冲量而不是提质。”

　　王先林则表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实施违法违规的税收优惠和财政奖补，“以邻为壑”，互挖存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这些选择性产业政策和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内卷式”竞争，而且产业布局上重复投资、同质化竞争引起了市场供需失衡，进而促使企业之间开展竞相降价促销的恶性竞争。此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更是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

　　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将迎来更加严格的规范，以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方向引领和资金聚集效应。

　　7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起草的《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工作指引(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工作指引”)和《加强政府投资基金投向指导评价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工作指引明确，要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防止同质化竞争和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促进形成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运作规范、科学高效、风险可控的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格局。

　　截至2024年年末，我国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总规模达3.35万亿元，累计设立1627只。接下来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现阶段还需要着重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基金的投向，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下的“内卷式”竞争。

　　为此，工作指引明确：国家级基金要立足全局、抓大放小，重点支持国家层面现代化产业提质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突破产业基础瓶颈，聚焦少数关键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国家级基金加强与地方基金联动，在前沿科技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结合地方资源禀赋，通过联合设立子基金或对地方基金出资等方式，形成资金合力。

　　管理办法列出了鼓励政府投资基金投向的清单，也列出了负面清单。反过来说，明确负面清单说明此前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在投向上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合规现象。

　　防止同质化竞争的另外一层含义是防止“内卷式”竞争。地方上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同质化投资是造成“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方面。工作指引明确，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要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在企业层面进行规范，要严防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变相补贴产能过剩领域，防止重复投资和无序竞争。

　　在政府投资基金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伴随着公众对社会资本被挤出的担忧。防止挤出效应，要求政府投资基金有所不为。近年来，关于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的呼声很高。既然如此，政府投资基金对已经完全竞争领域就没有再介入的必要，而应该把这些市场留给社会资本去充分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另一方面是在政府投资基金投入项目中要充分尊重社会资本的权益。政府投资基金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资金聚集效应。

　　这就要求政府投资基金克服“行政化”、增强市场化，市场化运作对吸引社会资本至关重要。

　　去年12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规范运作政府投资基金。“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同时，在引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明确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权责利关系，建立健全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总之，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政府投资基金的使命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防止同质化竞争和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又是前进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供远大于求导致的“价格战”，是愈演愈烈的“内卷式”竞争中一个代表性现象。“内卷”之下，没有赢家——消费者没有赢，末端企业和供应链没有赢，政府也没有赢。

　　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话语权更小，面临压价、账期拖延等层层传递过来的压力。许多供应商为留住客户，被迫接受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线的采购价。

　　江苏一家方向盘制造商的诉苦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然而，即使是那些产能过剩的产业，部分地区仍在同质化招商、大规模建设。

　　比如光伏，一头是发改委、工信部反复强调优化供给、淘汰落后产能，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另一头，西部多个城市今年都在大举推动光伏扩产。

　　与此同时，一批地方光伏项目开始“暴雷”，有些企业甚至因无法履约，被地方国资告上公堂。

　　“去产能”不顺利，企业还是得打“价格战”。这还会导致研发投入削减，创新动能不足，产品更新慢，进而影响消费需求，拖慢供需再平衡的进程。

　　去年8月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可被视作这轮动作的起点。其后一年间，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被逐步清理，尤其是不合规的税收优惠、财政奖补。

　　今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此又有重申。

　　会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还要“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这充分显示了“反内卷”的决心。

　　事实上，“内卷式”竞争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各地政府人为制造政策洼地，盲目上马新兴产业，干预落后或过剩产能退出，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和生产过剩。

　　从底层逻辑上看，这些举措可以归因于以地方GDP、税收、就业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最高层反复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喊话之外，财税体制亦在逐步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放地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再次强调“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这些均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与资源投入消费端，而非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供给端继续“内卷”。

　　需要明确的是，“反内卷”决不能与“反竞争”画等号。

　　“反内卷”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换句话说，反对的是“从整体角度看不带来增益的竞争”。

　　对政府，关键是以持之以恒的决心，以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为目标，推进稳定、连续、一致的改革。

　　对企业，此次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企业家要勇立潮头，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竞争主动”。在环境逐渐向好、不再被迫“内卷”时，企业应当沉下心思考正确的竞争方向，比如通过创新形成产品特色、细分优势，找到新的“蓝海”。

　　各级政府一侧，则应塑造一流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呵护企业家心无旁骛、勇立潮头，不能纵容“劣币驱逐良币”。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一句描述经济现象的话：“先是渐进的，然后是快速的。”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前期推进总是缓慢的。但在强有力、系统性的整治下，“内卷”转向良性竞争，未来可期。